查理曼（『歐洲之父』） (2 apr 742 anni – 28 gen 814 anni)

Descrizione:

查理曼與基督教的淵源（書摘）
上帝選民說
法蘭克人的歷史包含另一層意味，旨在強化自己是羅馬繼承者的主張。這成為他們與羅馬教會之間的獨特聯繫。這種聯合可以追溯到克洛維皈依的時代，他在聖誕節於高盧受洗。雖然我們不能完全確定年份，但應該是496年。另一些日耳曼部族是受由希臘教會影響的傳教士的教化而改宗基督教，他們信仰的是阿里烏派（ariana）。當時阿里烏派在東羅馬帝國廣泛傳播，但在西部帝國鮮有人知。與天主教不同，阿里烏派信仰的基督，人性多於神性，其在本質上比聖父要低一些。阿里烏派迴避了三位一體的複雜教義，這樣的解釋對於缺乏神學與哲學修養的部族來說，更容易接受。其結果是，在皈依阿里烏派後，哥特人、汪達爾人和倫巴第人難以理解羅馬天主教。他們不僅在教義上有分裂，在教會等級上也有競爭和分裂。在羅馬天主教世界看來，這些蠻族是基督徒中的異端，他們比異教徒好不到哪兒去，甚至更糟。
法蘭克人到達高盧時，還是多神信仰，他們是在當地教士的監管下皈依的。因此他們一開始接受的就是天主教的懺悔儀式。這種歷史機緣對法蘭克王國的未來產生了有利的影響：羅馬－高盧的主教和元老貴族們發現和法蘭克諸王合作更為便利，故把他們視為保護者而不是壓迫者。因此，起碼較於其他羅馬－蠻族國家而言，這些國王能建立起相當有效的行政和財政體系。在羅馬人眼中，他們是合法的政權。他們不是篡位者，而是如君士坦丁大帝時期以來一直統治他們的羅馬皇帝一樣，是上承神恩的統治者。
最重要的是，法蘭克人信仰天主教，這使得他們能和天主教會的最高精神領袖——教宗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
神領袖——教宗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這些聖彼得的繼任者從理論上說依然繼續臣服於遠在拜占庭的羅馬皇帝，人們依然認為他們要依靠皇帝來抵禦外敵——比如信仰阿里烏派的野蠻倫巴第人，他們自568年進入意大利以來，就對羅馬城構成了真正威脅。然而，拜占庭皇帝離這裡太遠，並且他們用希臘語祈禱，他們的宗教儀式在經歷幾代人的分隔之後也和拉丁教會日漸不同。
在這種種原因之下，教宗意識到尋找一個在地理和信仰上都更為接近的保護者的意義。他們唯一的候選人就是法蘭克國王。於是教廷開始宣稱法蘭克人是上帝新的選民。教宗司提反二世756年給丕平的信中就寫道，是聖彼得本人親自向法蘭克人佈道，告訴他們，上帝認為他們是獨一無二的民族，注定要承擔和羅馬人一樣的偉大使命。幾年之後，新任教宗保羅一世打破古老的傳統，沒有將教宗選舉的結果照會東羅馬皇帝，而是告知了丕平。他對法蘭克人說：“你們民族的聲望凌駕於其他民族之上，法蘭克王國在上帝面前光彩奪目。”他接著引用《新約》：“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彼得前書》2：9）
這封信並沒有被置若罔聞：法蘭克人最重要的法律文獻——國王丕平於763—764年（查理時年21歲）下命起草的薩利克法（lex Salica）——的開篇就寫道：“自未開化之時起即上承天命、聲名卓著、戰時驍勇、和時忠貞、皈依天主、不信異端的法蘭克人。”法蘭克人認為自己不僅和羅馬人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了他們。畢竟他們以武力擊敗了尼祿與戴克里先的繼承者，這兩位羅馬皇帝都曾迫害過真正的基督徒：“這是一個以武力推翻羅馬壓迫的民族，他們接受了洗禮，並把那些被羅馬人處以火刑、斬首、獸決的聖徒之遺骸，鑲以黃金和珠寶。”
孩提時的查理，是在自己父親的宮廷裡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他不會像現代史學家聲稱的那樣，認為法蘭克人是一個沒有原始內聚力的部落聯盟，是在那些為羅馬服役的軍事領袖的不斷進取之下，逐漸轉變為一個國家的。對他而言，法蘭克人是特洛伊人的後裔，和羅馬人一樣高貴。並且和他們一樣，法蘭克人注定有朝一日要統治世界，維護基督教信仰。他們的一切事業都是在神意的指導和庇佑之下，因為他們是基督之民，就和舊約時代的猶太人一樣，是上帝的選民：“榮耀歸於基督，恩澤法蘭克人。”薩利克法的前言如是寫道。這個“新以色列”的君主不僅像查理·馬特那樣，是一位新的約書亞，更是一位新的摩西、新的大衛、新的所羅門。這種觀念不僅流傳在高盧主教們的逢迎討好之辭中，也反映在羅馬教宗的官方公告中。如果我們以查理從父親手中繼承法蘭克人的領導權之時為始，去理解查理的整個生涯，我們就要記住，這種觀念不只是輿論和看法，而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家族傳統
對丕平的兒子而言，本家族的歷史也遠不是我們之前篇章中所說的那種枯燥的統治者年譜。查理宮廷中的一位倫巴第學者助祭保羅（Paulus diaconus），應查理之命記述了一位本朝創始者——梅斯主教聖阿努爾夫的故事。他依照皇帝的要求寫道，一次阿努爾夫請求上帝寬恕他的罪過，他將一枚戒指扔進摩澤爾河作為懺悔的信物，發誓直到戒指回到自己手中，他才能得到寬恕。多年之後，一名廚師為阿努爾夫主教烹魚時，在魚腹中發現了這枚戒指，於是上帝寬恕了阿努爾夫的罪過，並歸還了他的信物。
這個戒指扔入水中又在魚腹重現的故事，顯然是許多神話故事中都出現過的民間文學母題。有些人認為這類虛構故事有著極其悠久的起源，在發現查理將這類神話傳說運用到自己家人的真實故事中時，他們都會覺得這很迷人。然而我們都不該忽略這個故事的意識形態暗示。這個故事極有可能就是在宮相的宅邸裡口述，然後寫下的，所以查理一定在童年時聽過這個故事。這個奇蹟中所讚揚的阿努爾夫的聖潔之名，必定要在他的後世子孫中代代傳揚，讓他們相信自己屬於神賜天恩的家族。助祭保羅將這個故事寫進自己的著作《梅斯歷代主教紀》（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也就順理成章了。並且他還寫道，阿努爾夫的福報使他的後裔有權統治法蘭克人。總而言之，這一作品是受查理出於政治目的委託而寫成的。
自查理兒時起，官方的宣傳就已經在強化這麼一種說法，那就是丕平家族奉天承運，注定要統治法蘭克人。丕平的叔父奇爾德布蘭（Childebrand）以及後來他的兒子尼伯龍（Nibelung）都繼續編寫《弗雷德加編年史》，他們在文字中都暗示，查理·馬特和他兒子取得的勝利都符合神意。換句話說，就是神選王朝將統領神選之民。這個戒指的故事，查理七八歲時聽到，並沒齒不忘。他此時聽到也是恰如其時，此時他的父親丕平不再滿足於以宮相的身份統治法蘭克人，決定稱王的時機到了。

為何查理大帝被稱為“歐洲之父”（書摘）：
公元799年8月，法蘭克國王查理率軍在帕德伯恩（Paderborn）紮營，這裡是剛被征服的薩克森地區的核心地帶。營地裡熙熙攘攘的是磚瓦匠和木匠。由衛隊護送的貨運馬車，沿著泥濘的小道，日夜不息地將磚石和泥灰運到此地。還有一些建材由駁船從水路運抵。查理國王正在這片森林與沼澤之地建設一座新城。在這片異教徒剛剛皈依的土地上，此城將成為基督徒的橋頭堡。城中的殿宇和教堂可與在亞琛的相媲美。但此時查理國王無暇思考城市的建設計劃，甚至連他的軍事計劃也暫時擱置一邊。他正焦急地等待自己的兒子查理歸來。小查理此時奉命遠赴易北河，與定居河畔地區的斯拉夫部族談判。更讓人始料不及的是，教宗利奧三世此時突然駕臨帕德伯恩。在教宗駕臨之前，關於羅馬城暴動的消息就已經傳來。傳聞說教宗被暴動者囚禁，並被挖去雙眼、割掉舌頭，而教宗隨後在上帝奇蹟般的眷顧之下逃脫了。
然而教宗到來之時，他的樣子有些出人意料，因為他的眼睛和舌頭顯然還在原位。利奧三世解釋說，是上帝的奇蹟讓它們長了回來。出於禮貌，在場的聽眾都表示深信不疑。查理國王卻很難相信這位醜聞纏身的教宗。在教宗繼位之時，查理就曾向他寫過一封不合常規的信，勸誡教宗要謹言慎行，勿使他人議論。不過利奧三世畢竟是教宗，世人皆知法蘭克國王是西方教會的忠實保護者，國王還是要竭盡所能地維護教宗應有的聲望。只要沒有充足的證據證實有關教宗的流言，查理就有義務去平息羅馬的暴動，並在舉世矚目之下恢復教宗的權威，儘管查理並不願這麼做。
就在帕德伯恩的這個炎熱又多塵的夏季，這場教宗與國王之間的會談提出並充實了一個振奮人心的想法：當查理兵臨羅馬之時，永恆之城的民眾會像歷史上擁立奧古斯都和君士坦丁一樣，擁立查理為皇帝。這樣，法蘭克人的國王將登基為羅馬皇帝，跟君士坦丁堡的“巴西琉斯”（basileus）平起平坐。而且沒有人能反對他干涉永恆之城——實際上是整個教會——的事務。可能這個計劃已經在亞琛的宮廷，以及當時位於拉特蘭聖若望大殿及教堂的教廷中流傳了一些時日。 799年夏季的帕德伯恩會談十分微妙，並沒有留下書面記錄，但可以推定，直到這次會談，這個計劃才得到認真討論。
當時有一位被史學家反复提及的匿名詩人（一般認為他是宮廷裡的一位學者），創作了一首拉丁文六步格短詩，這首詩的抄本題為“查理大帝與利奧教宗”（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這首詩文采斐然，然而較之文學價值，我們更關注這位匿名詩人的政治傾向。在當時的記述中，教宗明確宣稱他必須抗擊自己的敵人，而查理是世上唯一有能力恢復教會威嚴的君主。因此，更確切地說，需要讓整個西歐的基督徒認識到查理是他們的領袖，而他僅有的國王頭銜是不足以正名的。這位詩人顯然參與了帕德伯恩的密謀，他意識到法蘭克人的國王將登基為羅馬皇帝，他會在亞琛施行統治，猶如第二羅馬。他高呼查理為“歐洲之父”。
這時歐洲大陸的各民族意識到，他們從民族主義這套意識形態的死結中找到了出路，這齣路就是一個統一的、超越民族觀念的歐洲。這一願景由這位帕德伯恩的詩人出人意料地呈現了出來。總之，是查理大帝首創了一個歐洲的單一政治架構，這個架構以萊茵河和北海諸港為貿易中心，從漢堡延伸到貝內文托，從維也納延伸到巴塞羅那。與以地中海為中心、其中東地區最為文明富庶的羅馬帝國截然不同。引用近百年來的偉大史學家們的話說，“當羅馬帝國衰亡之時，歐洲出現了”（馬克·布洛赫語）；“查理曼的帝國，第一次塑造了我們所說的歐洲”（呂西安·費弗爾語）。
當然，每一代史家都會構築自己的歷史圖景。查理帝國與歐洲實體誕生之間的關係，在史學界也並不總是共識。大約二三十年前，在意大利斯波萊托舉辦了一場研討會，早期中世紀史方面的重要專家參會。研討會的主題提出了一個問題：“歐洲的誕生與加洛林帝國：仍需證明的聯繫。”研討會上的觀點有很大分歧，其中一些觀點是截然相反的，但總體而言，將查理大帝視為歐洲之父這一觀點顯得有些陳舊，或者說最起碼不像前一代學者布洛赫、費弗爾之時那樣無可辯駁。
現在，歷史的鐘擺又擺向了另外一邊，這一觀點再次得到了廣泛支持。這得益於研究領域尤其是經濟史領域的一次真正的變革。直到幾年前，關於查理大帝軍事成就的研究還幾乎佔據著學界的全部視野，而查理大帝所推動的文化復興事業只是被視為表面浮華，在這表面之下，實質是倒退的社會和停滯的經濟。現在，各種各樣的線索指引我們去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加洛林時代奠定了人口與經濟恢復的基礎，公元1000年左右恢復的結果清晰地顯現出來。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現代歐洲才以一種充滿生機的狀態誕生。不僅是2000年新世紀每個歐洲人表面洋溢的那種熱情，更是現代學術研究領域的成果，使我們有信心再次使用十二個世紀前那位匿名詩人所稱，稱呼查理大帝為“歐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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