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dez 2000 ano - 兩性，跨階級、跨性別。

Descrição:

族群與民族認同 須獲承認與尊重
【張茂桂╱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吳忻怡╱台大社會所博士生

這篇文章討論台灣所通稱的「省籍問題」，或者說「外省人」和「台灣人」之間，彼此看法相左的現象。所謂「相左看法」，不僅只是「觀點差異」、或者「史觀」不同的問題，還包括它們之間所具有的對立與激動性。不同的論者，可以對於「他者」，以及「他者」的觀點，感覺非常憤怒，予以嚴厲批判或者攻擊。而被論述者的反擊，也經常使用同樣激動，甚或升高激動的情緒。

而這樣的情緒，不止是台灣人在討論省籍問題、民族主義差異時可能發生。同樣，在討論台海兩岸的「統獨」走向時，不同立場的兩岸人民，都可能有激烈的語言與情緒，甚至到愛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的對立局面。連「民族戰爭」也可以考慮，既便是在學術研討會上亦然。

這篇短文，嘗試去討論這個容易讓人激動問題，並且將指出，所有關於「身份認同」的爭議，除了利益、工具目的之外，還有相互承認與尊嚴的問題。

「認同」和「尊嚴」的關係在哪裡呢？在於我們是否認識到「認同」不是簡單的政治口號運作，「認同」也不是「歸屬與否」的情感問題；而是在我們是否認識到「認同」是關於個人的◆事如何和集體的◆事，取得某種程度的連結與共構，以及是否能取得相互的支持與道德力量。當我們用國家權力，用論述，否定他者的認同，侵犯他者的道德識域，將創造出羞辱的情境，而進一步引發緊張或者衝突的族群關係。當然，強調「認同與尊嚴」，並不是意圖去否定所有關於階級利益與政客的工具性操作，而是假定社會上若沒有台灣人的不平等的切身感受，或者假定沒有外省人的受辱感覺，那所有的政治操控技術，不會達到單方面的效果。

台灣人意識的來源有多重歷史面向，不同的歷史作用力，不同的歷史情境壓力，好像在黏土上刻畫下不同的痕跡。從一九四五年之後，因為高文化教化，以及語言的關係，讓我們對於台灣人意識的興起，和台灣人的集體尊嚴，特別是跨階級、跨性別的個人◆事的集體關連性，有更清楚的認識。而這樣的集體◆事故事，對一些外省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反過來說，從一九八◆年代後期以來，在台灣外省人的道德識域與認同世界，所受到的衝擊，絕不小於他們在政治力量上的被邊緣化，外省人的所謂「危機感」，並沒有被正確的看待。民主的價值，比如「政黨輪替」，不會輕易取代個人◆事和集體◆事的共搭，也就產生了身份認同的問題，尤其，如果民主化是用教訓外省人過去的集體政治錯誤，和高文化的關連性，來進行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一般台灣人對於外省人的論述，基本上缺乏承認與尊重，（但是卻也很難說是一種「妒恨心理」）。

認同不是單純的「我是誰」的問題，同時是個人的道德識域的問題，認同的道德識域，提供我們關於自身，以及關於他者的相對意義與看法。人們因為這樣的識域，而使得生活獲得意義。政治上的族群或民族認同，因此必須被尊重與承認。

最後，這篇文章雖然是以台灣內部的省籍問題以及民族主義論述為主，但是，如本文在一開始時說道，這一個問題，有其普遍性。在討論兩岸關係時，不同的民族主義主張、不同光譜的統獨立場，仍然有它可能的意義。因為同樣是中華民族，但是兩岸分隔百年後的「認同」差異，兩岸都必須承認尊重，不但應認真檢視冷戰時期所遺留至今的刻板與對立的道德論述，也必須認真檢視兩岸因為政治制度、經濟水平的差異而發展的「優越論述」，就是優於對方的論述。而承認與尊重，也必須被整合到兩岸的政治談判之中，並且從根本上排除關於戰爭威脅的可能。如同泰勒指出，一旦發生戰爭，所有的「共善」基礎都不存在，不同族群或民族的群體，將非常困難尋求到道德上的接著點。戰爭的毀滅力量與社會動員將使認同與尊嚴的討論，無從進行。武裝衝突將在人們的生命◆事、集體的生活◆事所交織的黏土上，印下巨大而深刻的痕跡。（本文為東吳大學與民族主義學會合辦，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贊助「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及反省」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

【2000-12-02/聯合報/15版/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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